【文／陳泰松】
自我有如他者的複本般活者。（註1 ）—德勒茲（Gilles Deleuze）
路徑
跟張乾琦會面，交談中話語的頓挫、遲疑、語焉不詳，以及對周遭警覺的神情，十足像是歷劫歸來，令人印象深刻。或許，這是我的過度聯想，但他從中韓邊境跟隨脫北者逃到泰國的驚險歷程，卻是理解他這次個展不可或缺的元素。這裡有兩點說明，第一，這段跟行是2007年《國家地理雜誌》的委託案，專題是拍攝脫北者這段逃脫過程。第二，所謂的脫北者是起自1990年代末，北韓因發生嚴重飢荒，引發人民逃離北韓的動力；這是一段隱密、危機四伏的旅程，最主要路徑是跨越中、北韓國界鴨綠江，一路從中國東北逃往南境，直抵寮國，跨過湄公河到泰國，並向警方自首，然後泰國政府以非法入境的罪名入獄兩個月，隨後依據外交協議將他們引渡到南韓定居。這段路程可能花上數週、數月甚至數年不等，張乾琦這次跟行至少有六名脫北者，花了九個月的時間。
表白
肩負報導攝影的職責，就算不是歷劫，也是歷險，不過當行動是以藝術之名，事情便變得複雜起來，因為這種身分不再是如報導者那般理所當然，也就是說，這裡帶有美學上的企圖，超出了純屬報導的功能。那是什麼美學企圖呢？最直接的回答是引用張乾琦本人說的話：
「我的作品代表了我關心的事情，他們都表現了一部分的我。我曾被問到我的風格是什麼，但我沒有所謂的風格。我在找尋的只是一個整體的經驗，一個我認為需要為它發聲的主題」（註2）
很妙的一段話；若他說「我就是脫北者」，這並不會讓人感到突兀，因為他與脫北者的朝夕相處，一起逃難，隨時有遭到逮捕的休戚與共，幾乎可被視為脫北者的一份子了（即使他的介入與拍攝曾引起對方的疑懼或信任危機），但當他說到「他們都表現了一部分的我」則顯得耐人尋味。這句話不是表面說詞，而是付諸行動的表述，從1992年起展開的幾個攝影計畫如《鏈》、《囍》或《紐約中國城偷渡客》等作都是，《脫北者》也不例外，皆可被視為張乾琦個人存在的某種寫照。這是走入他者找回自我的運作，更是投入外部、於他者世界中找出自我，是張乾琦所謂的整體經驗，並要為它發聲。對此，我們不能以紀實攝影的制式觀點來解讀，因為它無法有效描述《脫北者》的美學底蘊，反倒是德勒茲解讀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域外（dehors）思想有助於討論的開展。
紀實，一種力
張乾琦《脫北者》2011年錄像作品，擷自影片3分16秒。
首先，域外關係到力的體驗。雖說《脫北者》是雜誌媒體的委託案，但歷險過程卻把張乾琦捲入一個遠非拍攝所能比擬的生命狀態。這個捲入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是把自己以一種自願被捲入的方式投入域外。這裡所謂的域外是由諸多力所交織而成，有些是我們事先無法預估，有些則是明顯來自軍方、警方、線民、仲介業者（協助脫北者的地下業者）、人道救援組織與居中牽線的牧師等彼此相生、相斥的異質組成—而這裡當然也包括脫北者自身。在這組成中，我們還不能略去兩種跟張乾琦有關的力：任務雇主《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y）與他身為國際尊崇的專業攝影組織「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 Inc.）的會員。當然，當中更不能省除的是張乾琦本人了！
這是藝術家之力，單看他過去的展歷便可明瞭，其攝影的文化資本多少是累積在藝術展的美學脈絡上，《脫北者》也不例外。要知道，《脫北者》是屬於「立方計劃空間」的年度展演計畫之一，主題為「重建／見社會」（Re-envisioning Society），是由鄭慧華主持策展的，邀請了十組國內外藝術家參與，分期展出，展期從2011年12月起至2013年2月底為止。再就展場來看，精心的影音佈置不是一般傳統的攝影展：從入口走到左邊展區，兩張攝影《偉大的領袖和敬愛的領袖》與少女《脫北者》（註3）各懸兩面牆，畫面彼此連成一條長帶狀，中間垂在地上，使政權與脫北者的兩相映照，形成一種統治結構的隱喻，暗指北韓政權的肅殺戮民，並呼應另外兩個對立的面牆，分別掛有《平壤凱旋門》與《平壤市區》。在這塊空間裡，觀者的身軀還會觸動感應器，啟動天花板上的播音系統，放送北韓主播李春姬的新聞播報，北韓旅遊嚮導向旅客解釋「38度線」，學生的愛國歌曲以及北韓人民大合唱「阿里郎」等表演節目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少女《脫北者》那張攝影，這些元素都是在這段跟行後的兩年（2011年）所製作的，是張乾琦去年到南韓探望過去共同逃亡的脫北者後順道到北韓所取樣的。在另一邊展區，我們看到《主體思想塔》、《平壤》兩張攝影，一張北韓地圖與紀錄片的播放，以及一個平台，上面擺放北韓書報、明信片與郵票供人參閱。再繞進裡面有一間放映室，放映《逃離北韓》的攝影式錄像，穿插著手機簡訊的畫面，簡述脫北者逃離的過程。
裝置，帶有跨媒介的修辭與後設語彙，就當代藝術來說實屬常見，但以張乾琦在紀實攝影界的盛名，這種跨類型的表現手法是值得正視的。這不是說紀實攝影結束了，事實剛好相反，在新聞與報導世界中，它持續發揮在影像上的社會功能。我們知道，張乾琦是為他者發聲的，肩負人道主義的社會關懷，十多年來在攝影實踐上的表現歷歷可數，獲得世界各地相關機構多項專業攝影獎與榮譽，有的甚至引起歐美政府單位的政策關注，成就有目共睹。但我想說的是，與其把它歸類為紀實攝影，更為貼近的視角無寧是把作品從類型論釋放出來，回歸到一個以語用學（pragmatic）層次來理解的紀實者：這個人，收錄現實。
使《脫北者》發揮力量的是紀實（documentary），它是一種力，也是被媒體機構賦權的力；但以張乾琦來說，這項操作不在安全距離上，而是把自身捲入前面提到的域外之中。進入報導現場，使自己成為事件的一部分，這種說法還過於簡單，只不過是基本態度而已，關鍵在於使自己捲入域外，並以存活在那裡的姿態從事紀實活動；在此狀態中，主客兩邊互為閃現，使自己融入被紀實者／他者的裸命裡。這也是進入他們的例外狀態裡，在此當中，人不受法律保障而有遭受宰制之虞，既處於無法的地帶，又在治理上受到非法對待，是被棄置的法外亡命，排除於法律所及的棄民。
※延伸閱讀：紀實，一種卷入獄外的美學—關於張乾琦的《脫北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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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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