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關鍵事—藝評書寫．跨語際實踐 (上)

【文／龔卓軍】

我想針對藝評書寫的「跨語際實踐」處境，提出兩個有待思考的問題：一個層面是文化翻譯的世局；另一個層面是理論套用與思想實踐的差異。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在〈批評與後現代〉這篇文章中，透過反省日本現代思想與批評體制的建立與理論翻譯之間的複雜關係，提出了「一人扮演兩種角色」的說法。從西田幾多郎（Kitaro Nishida）、和辻哲郎（Tetsuro Watsuji）一直到後現代的思想批評體制，日本的現代批評者，不只是像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所討論的批評，在新聞報導與學術論文之間，創造出一個觀念的空間，而是多了一層自西方近現代思想進行翻譯，以推進思想的跨語際、跨文化效應。我們甚至可以在大江健三郎（Kenzaburo Oe）、村上春樹（Haruki Murakami）這些小說作者的工作方法中，發現這種「潛在的翻譯」做為「面對當下」的思想準備工作的痕跡。換言之，在現代白話文的處境中，沒有一個跨語際書寫的實踐者，不進行翻譯運動。

就此而言，台灣的現代藝評體制，是否本來就一直處在一種「不明言翻譯的翻譯運動」的過程中呢？經過我與《藝術觀點ACT》編輯們兩年來的探索，我們考掘了1960年代《劇場》雜誌為代表的西方現代藝術翻譯運動，也企圖重新掀開1980年代經過「身體暴動」後的傳播媒體內頁，其中，值得繼續追問的是：《雄獅美術》是否亦是經過現實主義洗禮後的一種藝評翻譯運動？也就是說，這些藝術評論的書寫體制中，我們是否可以看到藝評書寫的潛在翻譯運動漸漸深化，嵌合於台灣當下的藝術處境，但是，無可諱言的是，藝評體制中仍然存在著一股「不明言翻譯的翻譯運動」呢？我想，這才是激起「台灣美術．西方製造」或者「台灣藝術．西方製造」相關質疑的主要動力：一種想要對於「不明言翻譯的翻譯運動」進行自我批判的意識。

不過，這種批判觀點的困難在於，一再想要回到「翻譯者即背叛者」這個老掉牙的命題。如同《跨語際實踐》的作者劉禾所指出的，單單指稱翻譯者為背叛者，實在是無濟於事，台灣任何的藝評書寫者，如果仍然難逃潛在的翻譯運動潮流與影響，藝評難為的問題，就無須停留在「有沒有背叛台灣藝評讀者」的層次上。因為，問題的重點在於不同語言之際的不可共量性，譬如義大利文譯為英語後，即失去了它的音韻節奏，英語翻譯後的義大利文本，因此與義大利原文有著絕對的差異。按照劉禾的觀點，如果這種跨語際的翻譯運動無可避免，她寧願關注跨語言之際造成了什麼樣的「差異」，翻譯讓使用漢語的我們失去了、忽略了什麼無法翻譯的東西，或者是翻譯運動將翻譯文置入的脈絡與原文的脈絡有些什麼樣的語境「差異」，而不是停留在「背叛者」的指控，也不是停留在「不可共量性」、「不可翻譯性」這種初級的概念上。

這時候，柄谷行人的「一人扮演兩角」的問題再度浮現。柄谷行人認為，日本的後現代評論，並未脫離這種「一人分飾兩角」，一方面翻譯、一方面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只不過，他認為日本的現代批評體制，在這個自覺的翻譯與批評的思想史過程中，一直欠缺對於「結構」的反省，包括語言結構、社會經濟結構、批評體制的結構本身，因此，他並不避諱地、充滿自覺地再度延續這種「一人分飾兩角」的翻譯與批評運動，將康德（Immanuel Kant）的道德哲學與馬克思（Karl Marx）的政治經濟理論，重新嵌合於日本當下的社會現狀與日本思想批評體制的反省。就此而言，這可以說得上是某種有意識的「跨語際實踐」的批評書寫行動選擇。

※延伸閱讀：2011關鍵事—藝評書寫．跨語際實踐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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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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